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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可小说读后:左手灰色,右手光明

来源:《西湖》 | 夏烈  2018年07月24日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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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可对身处青壮年的一代实在不陌生,他们的年龄大约在30—45岁之间,或者创业或者成功,有小资的趣味,有时代的压力,说着时尚的话题,受着经济和感情的纠缠。所以,灵可也该就是他们的同龄人,是他们中的一分子,并且因为作家的身份,更加密切地关注和想象着这一代人的生存方式,更多地体会着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与困境。

这决定了灵可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能跳出多高、多远的,除了同情的理解,就是理解的同情。《走廊尽头是天窗》里的甘珠,《手》里的姜进,都是生于记忆、长于迷惘的人物。我读着这样的小说和人物,感觉像遇着了齐头的稗草,虽然疯长,但内心凌乱无章。无可怀疑,他们有家有业,人到中年,但走近了瞧,又似乎家不是家、业不是业,年龄的增长倒越发刺激着他们对自我人生态度如此迷茫的一片焦虑——甘珠失神落魄地反复吟诵与追问:“我还不知道我是谁的姑娘?……”;姜进则落在少年时候的记忆里再没有出来,他说:“而我的手,再也无法弹琴,它没有力量,总是发抖。……我开始逃离所有的人。”——既然现在并不美妙,如果记忆也恐惧可怖,那我们的精神世界大抵犹如废墟。灵可的小说套着小资的行头(去北疆古道登顶、有情人而无婚姻、画画田野贩贩古玩),背后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失血症,是缺乏精神钙质、没有大理想做定位的社会中坚层的集体危机。

从这个意义上说,灵可的左手在写灰色,写的是中国的“迷惘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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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可的小说有时接近网络上流行的都市情感小说,尤其是《走廊尽头是天窗》。熟悉前些年上世纪70年代生网络名作家安妮宝贝小说的,就会有这样的联想。我不排斥网络小说,也乐意看看都市言情,即使它们中的不少有类型化的趋势——相反的,我倒对网络小说有所期待,希望在它们当中诞生糅合了类型小说优势但贯彻着纯粹精神力量的大作品,这样,好看和崇高便可以得到某种会师。

《走廊尽头是天窗》还谈不上棒,因为它的文字风格和故事营造固然得了网络小说的大概,但从文学纸媒的要求来看,还可以更简约、更清晰。那样,人物就有力量,痛苦也就不至于流于表面。“我”对安和许哥究竟是怎样各异的感情,作者在此和甘珠似乎一样迷茫。所以,倒要依靠“走廊尽头是天窗”这样的隐喻来加深小说的一种朦胧的深度。因此,我越俎代庖地认为,要么就让这小说更网络化,比如把文字做得华美凄迷,也是一种出路。

《手》倒是个不错的小说。姜进对同居五年的女人由露的疲惫懈怠预示着感情的荒芜;对新认识的底层游民张小川的帮助并因为这帮助送张上了天堂,昭示着他对旧时自己的寻找和现实告知他的错位。没有的没有了,死的又不是他,生命荒诞无聊的情绪像他的手一样,表面光鲜,内在萎谢。这是“新写实”,平凡、琐碎,发着冷静荒诞的光泽。当然,这还是左手的光,灰的,一种心理的现实和现实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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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可在自己的这三个小说中实现了一次超越,因为有了《宁武年间》。

《宁武年间》在我看来是一个带着点震撼的短篇。首先,人物都写得很好。“我”(黄可)、齐野、禾禾、奶奶、家娣,都是活色生香的角色。做个好玩的游戏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中任意两个人物(或者三个人物)之间都构成一种角色关系,每一组角色关系,作家都有一定的着墨(除了齐野和家娣这个最次要的关系较弱外),并且,这些着墨都扎实地透现出了人物本身的特征。换言之,这个小说各角色间的叙述都是有效叙述,是为人物性格加砝码的叙述,它们在五个人物间构成的意义方阵里做到了简洁有力、互相支撑,极具张力。

其次,《宁武年间》因为塑造了禾禾的形象而富有了代表作家右手之光明的能量。可以说,五个人中除禾禾以外,其余四个都是内心坎陷的人物。“我”早已是个因为心灵伤痛而爱意阑珊的人,“我”去宁武根本就是受钱驱使,为齐野奔命。博物馆学的硕士、“我”的前男友齐野是个为钱奴役,渐失良知的家伙。奶奶因为陈年旧创,早已变得精明警惕,是个不折不扣的厉害角色。家娣则是小农女性的代表,因为“我”的出现而怨恨禾禾之爱的流失,处处与“我”不睦。只有理想化的青年农人禾禾,质朴憨实,情深义重,只有他,才有资格郑重地宣布“菜地是绿色的。天空是蓝色的。草垛是黄色的。阳光是金色的”那样本然本真的话。禾禾的出现,是对“我”的疗救,是为“我”抚平创伤,引领“我”回归到事物本来面目的的契机。而实际上,我们都能感受到禾禾与别的人的不同,能享受到他阳光一样的润泽和普照,他是人性神话的温暖的象征,是作家创造的高于“迷惘一代”的形象。

因此,是禾禾给《宁武年间》带来了神话式的观照。禾禾这个青年农人没有高过于“我”和齐野的学历,没有受过他奶奶那样历史世故的七熏八陶,也摆脱了家娣一样的小农气和女人的敏感,他有着土地的实在,但又透着自然的灵气,他用阳光的性格撕开了《走廊尽头是天窗》和《手》里的阴郁黯淡,给“迷惘一代”补了个缺,有他巨大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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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有人会认为禾禾的形象不真实,但这根本就不是小说必要的职责。相反的,小说的职责在于探索可能性、延伸想象力、构成小说文本内部的真实感,最好,还如诺贝尔文学奖所要求的那样,是一种带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东西。即:小说在成为其自身时,永远不离开人性人道的观照。《宁武年间》是个这样的好小说。

大家对沈从文的小说有好感的话,就不会轻易否定灵可的《宁武年间》。沈从文对他湘西世界里诸多少男少女的塑造,大抵是出于自我内心深处人性理想的指引,按他的话说,就是“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这种人性神殿的建筑按理正是作家的能事,它们不应该随着历史的变迁或者暂时的价值观的转移而消失,更不应该为了文学本身技术上的理由而遭到漠视。沈从文就是想借助农人性格里纯真天然的一面,对比和对抗都市丛林的心灵浮泛、人道沦落。这一点,灵可继承得恰倒好处。

我同样喜欢因为禾禾而心灵驿动的“我”。“我”是这个都市里很大一批内心柔软但怀疑人生者的代表,“漂游”、“冰冷”、“烦躁”、“疲惫”、“伤感”、“痛苦”和“泪”一直包围着我们,但也只有我们这样的受体,才是最能亲近阳光般的禾禾的人,我们实际上一直渴望着阳光,是因为人性神话的失去才使我们憔悴冷漠。由于有了“我”,禾禾才有意义,事件才能真实感人——像热爱禾禾一样,我也深深地热爱着那个在原野上想到梵高的女人,热爱着那个在1999年秋的宁武车站里绝望忏悔、痛苦失声的女人——如果说禾禾是人性的圣使,“我”就是最重要的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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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小说中阳光精神的恢复,是一种良性的拨反。

过往的当代文学经历了一个审丑和弑父的阶段,除了显示我们强大的历史反讽和怀疑精神以外,过头后则大致落入了不相信人性完美乃至越来越嘲笑阳光心理的境地。这大约是一种阴郁的深刻加上现实人性堕落的结果。

而最近所读的几种小说中,正在逐渐复活一些朝向完美、有着阳光精神的男性。比如余华《兄弟》里的父亲宋凡平和顾坚《元红》里的男主人公丁存扣,他们与这《宁武年间》的禾禾一样,是对男性形象的一次修整和洗涤,他们让男性呈现出某种干净的质地,并共同昭示着作家向人性神殿的致礼。

灵可的小说也因为此,有了不可忽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