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俗世的成功学及时代的精神相状 ——《贴地飞行》与一种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

来源:文艺报 | 谢尚发  2018年04月28日09:33

姚鄂梅是那种慢工出细活的作家,她必须对要写的题材烂熟于心才会将之行诸文本,因此作品的量很少,但只要一出手,质都有保证。比起当下许多以廉价现实为题材,书写人世沉浮、风云遭际,甚而夸张浮肿、自爱自怜的漫天铺展的“作品”来,她可谓是“时代的绘心者”——普通寻常的人物在波澜不惊的故事中,剥茧抽丝地展露出他们内心的纠结、疼痛与希冀,且在这种情绪的挣扎中照亮时代的灵魂和精神,让看上去粗粝的故事和人物泅染着思想的底色。其最新长篇《贴地飞行》一书,姚鄂梅几乎以集大成的方式将她多年的探索熔于一炉,“复式文本构型”下呈现着“底层青年的奋斗故事”和“乡下人进城的精神现状”。

俗世的成功学:励志、奋斗与心灵鸡汤

姚鄂梅在《贴地飞行》的行文中,具体地给出了乡下人进城的理由,即俗世的成功学所追求的目标:物质性自我的实现。杨粒的母亲从未到过城市,进城后儿子给她买了一块巧克力,“母亲才咬了一口,就立住了,闭着眼睛,好久才睁开:这是啥糖!说它苦吧,又不是真苦,甜呢,也不至于甜得齁倒,难怪人人都往城里跑,啥好东西都在城里。”在这里,与其说姚鄂梅是在用一块巧克力来映照出笔下乡下人的贫穷与容易满足,不如说她是在借助一块巧克力来隐喻城市生活对乡下人意味着什么,甚至可以说,这块巧克力只是一个喻体,进城的甘苦才是姚鄂梅所想要表达的本质性意涵。

为了摆脱乡下的家庭对自己无所顾忌的压榨,袁圆不失时机地给杨粒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重生”——一次精心安排的“自杀”。她备好了自杀以便获得新生所需要的一切,然后宣布:“我一定得搞个仪式,以帮助我彻底忘掉他们……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我,一个崭新的人,没有来路,没有故事,没有亲人,没有一切。”从身份上祛除乡村的自卑及其所赋予的意义,杨粒和袁圆的故事就获得了“消除身份”后普通意义上的青年人的“奋斗故事”的面相,因此姚鄂梅所精心装扮的“乡下人的进城故事”也一转而为“底层人的奋斗故事”,她以杨粒和袁圆作为这些“底层人”的“青年代表”,彻底斩断他们与乡村的关系,让他们不断进行着能从头到脚变成一个城市人的努力。

但可悲的是,“乡下人的进城故事”以失败告终,“底层人的奋斗故事”同样以失败告终,只是那过程更显卑微与低贱,也更充满了时代的张力与血腥。“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悲戚对于袁圆而言意味着绝望。在一个充满了残酷竞争、人际关系、后台或者干爹的时代,彻底斩断“乡土之根”的袁圆无异于一根漂泊的浮萍,聪明才智只是可怜的装饰品,她惟独可以利用的只剩下她的身体。透过这具身体,姚鄂梅揭露出了这个时代不为人知的阴冷与残忍。

姚鄂梅仍旧用她看似漫不经心的笔墨,旁敲侧击,把一个“出轨和第三者”的暧昧故事,悄然经营成了一个时代的小传,关于梦想,关于奋斗,也关于失败者的歌和成功者的耻。她让人再一次看到了19世纪巴尔扎克、司汤达等人笔下所描摹的那些人物的幽灵。甚至可以说,杨粒是司汤达笔下的于连在中国的现时代所找到的灵魂上的兄弟。这不禁让人慨叹唏嘘,历史曾经的一幕,何其相似地在小说中得到了揭露。

灵与肉:时代的精神相状

隐微术的写作方式强调“微言大义”的发明与阐述,但姚鄂梅显然不想把小说当做“隐微术”的实验品,如果更加准确地描述《贴地飞行》的笔法,或许“王顾左右而言他”更加符合。一个“乡下人的进城故事”,被姚鄂梅悄然地置入“底层人的奋斗故事”之中,而不管是乡下人的故事还是底层人的故事,姚鄂梅所关心的从来都不仅仅是进城和奋斗,而是要给这个时代描绘下一幅“巨大的肖像”,成为真正的“时代的绘心者”。

如果要给《贴地飞行》总结出一条“时代的表情”的话,那么第一个便是:疲惫。人们总是疲于奔命地忙碌着,但对于他们而言,事情几乎没有“成功的喜悦”,这成功自然不是“庸俗的成功学”所昭示的金钱、住房、高质量的生活,而是内在精神性的满足。不管是杨粒对自尊的千呼万唤,还是马园长精心装扮自己的“酷”,以至于表面和内心始终处于分裂的状态,甚至是宣布新生的袁圆……他们都时刻在忙碌着,开会、磋商、运动锻炼,吃饭、喝酒、建立人脉关系,泡妞、性爱、偷情出轨,以至于欺骗隐瞒,又操心谎言被揭穿。每个人都精神萎顿、意志涣散,却要强打精神、抖擞自我,以至于“从头到脚都显露出不健康的疲惫”,时不时地感到“一阵深深的疲乏”。灵与肉的分离,不再是张贤亮笔下《灵与肉》的激烈冲突,而是灵魂脱离了肉体,处于沉寂的状态,只见肉体在俗世中的忙碌身影,而看不到灵神归位的欢欣愉悦。

这是一个缺乏爱的时代。人们的肉体占据着生活,这肉体不是性爱的狂欢,而是在生活的重压下,纠缠着经济、社会等生存层面的要素,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的麻木的爱。临时凑成的夫妻充满了欺骗和隐瞒,追逐真爱的结果却只能以“出轨”和同样欺骗的方式来实现。当杨粒跑到春州的时候,他听到了同样的抱怨:“结婚三年以上,而且有孩子的人,是最可怜的人,他们就像是人质,脖子上套着根看不见的绳子,被控制在看似自由的家里。”责任大于爱情,家庭重于爱情,一个个完美的生命匍匐于生活的重压之下。杨粒才发现他需要的是真爱,这真爱他的妻子给不了,仿佛只有逃离了他的妻子,才能获得真爱。于是,“围城”的困境重又出现,进去的人和出来的人,各自怀抱着鬼胎,心事重重地计较着得失。

重新回到姚鄂梅的写作追求上来,我们不禁要追问,在当下现实主义的写作模式重新占据主流位置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秉承着“现实主义的传统”来写下时代的精品?《贴地飞行》的现实主义写作方式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不但要描摹“时代之貌”,更要把捉“时代之心”:让作者对时代的把握自然而然地从讲述的故事中流露出来,不是说教,也不是对表面现实和私人经验的耽溺。现实主义不仅仅提供一幅时代的肖像画,还要画龙点睛地赋予时代以心灵,使之活灵活现。探测时代幽微的脉搏和心跳,这脉象便是症候,这症候就是故事,这故事隐现着时代之心的跳动与病变的讯息。在这一点上,《贴地飞行》获得了它的高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