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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霍洛维尔:小说家和小说在危机的年代

来源:上河卓远文化 |   2018年04月25日12:45

已经不再有小说或虚构文学,只有实实在在地叙事。

——E· L·多克托罗在全国书评委员会颁发的1975年最佳小说奖受奖仅式上的讲话

 

六十年代,主宰美国人心境的是一种不祥的感觉。重复不断的危机在许多方面看来已成为规律性的。这十年里,报纸和杂志的日常报道记录着我们国家生活各方面的深刻变化。它们有时超出我们的想象力,几乎达到难以置信的地步。渐渐地,每天的“现实”变得甚至比最好的小说更离奇动人。1963年11月,当一个身分不明的剌客士在达拉斯向总统的车队开火时[1],那些过去看起来超出我们最奇异想象之外的事情,变成了现实的一部分。

一个凶手在塔楼上向下面的人群胡乱开枪,打死12人。在纽约,一个年轻妇女在大庭广众而前被活活刺死,38个目击者竟无动于衷,袖手旁观。当美国人越来越多地卷入越南战争时,学校里的青年联合起来,以激进的和经常是暴烈的示威来反对政府。当非暴力的人权运动不能结束贫困和种族歧视时,愤怒的黑人烧毁和洗劫了市区内的犹太人街。可能远远地超过了美国历史上其他任何吋期,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情是如此令人迷惑和不可思议。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现念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带根本性的和广泛的。吸毒文化,性革命,“水瓶星座”[2]的年代,这些词组成了描写影响我国生活各个领域基本变化的术语。年轻人和少数组织寻求激烈的手段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并且至少部分地拒绝美国人物质成功的梦想,抛弃他们感到无意义的财富和工作。学院里的学生被集体生活、东方宗教和迷幻人的吸毒所吸引。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各类政治组织发展起来,各自寻求可供选择的方法,以解决困扰社会的问题。

色彩艳丽花哨的服装和披肩长发,反映了与传统思想相对照的新的个性自由。不管怎样,这些在美围社会结构里发生的普遍变化可能预示未来,我们的意识和我們国家生活的模式正在发生广泛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如同我们中间其他许多人一样,美国的小说家也处在困惑之中。

 

尽管六十年代的社会动乱使过去的困境重现,并对小说家提出了特殊的要求,但仍然产生了新的可能性。许多六十年代的畅销书显示出对社会问题日益增长的关心,并意识到个人与爆炸性的杜会历史的关系。静静地思索一下在社会价值、道德态度和生活方式上发生的深刻变化,一些最好的小说家也在抱怨写小说十分困难,因为这一时期里的日常事件的动人性已走到小说家想象力的前面去了。事实上,许多小说家暂时地放弃了小说的创作,转而写社会评论、纪实文学和充满活力的报告文学。美国小说家对六十年代所发生的冲击性和狂暴性事件的关心和关注,使他们把写小说的热情转移到写一种特殊的新闻报道上来,这就是本书论述的主题。

新式写作的重要方向是趋向于纪实小说、目击者报告和忏悔录式的写法。某些小说家和新闻记者的作品,反映了一种不寻常的自我意识,即作家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怍用和在美国人生活里的独特角色。许多小说家在他的著作里直接碰到了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写小说的问题。因为如同美国民主制度自身曾经历过的试验一样,文学看起来被安置在如此不稳定的基础上。如果混乱状态继续盛行,争议可能不会有了,然而文学自身却面临着分裂和灭绝的威胁。

尽管这种忧虑现在看来被极大地夸大了,但在许多观察家看来,小说家和小说形式所肩负的社会压力是前所未有的。也许这是一个共同的倾向——整个国家都发现自己的历史发展不正常。所以,在六十年代期间,那个令人预感不祥的恐慌心理渗透在我们许多最好的作品里。人们熟悉的“小说死亡”的争论又被合法地复活了。对小说家来说,经常碰到的困难是给“社会现实”下定义。每天发生的事情不断地混淆着现实与非现实、奇幻与事实之间的区别。在一个如此流动和难以捉摸的社会里,社会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看起来不断地让位于每天发生的事情。菲力浦•罗思在1961年的一篇文章中,表达了他这一代许多小说家的抑郁:

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作家忙于试图理解、描写和真实反映出美国的现实生活。但这是一项令人麻木、厌倦和烦恼的工作,最终对一个想象力贫乏的人来说是件苦差事。现实事件不断地超越我们的才能,风行一时的新文化几乎天天抛出崭露头角的风云人物,那本是小说家艳羡的事情。

罗思对日常新闻报道与小说竞争的抱怨,得到了另外一些小说家公开的响应,也经常表现在小说自身里。在《研究过瑜珈的人》这部有8章篇幅的小说的颇有抱负的序言里,诺曼•梅勒的作品的主人翁萨姆•斯洛沃达就是他本人—— 一个受挫的作者,故事的开头部分,作者真实地报告了萨姆写作的困难:“马文问萨姆是否已放弃了他的小说,萨姆说:暂时地。’他抱怨说找不到适当的形式。他并不想写现实主义的小说,因为现实已不再是现实的了。”当然,当代生活的这种已被察觉到的非现实性和小说家面临的问题,在美国文学史上并不是件新事情。甚至我们最罕的小说家库珀和霍索恩(在一定程度上包括梅尔维尔),也曾抱怨过美国的社会没能提供丰富和坚实的文化材料去维系一个民族的文学。1966年,诺曼·梅勒在一篇文章里简要地总结了这个观点:

(美国,社会现实主义)是一种文学,它正被一种特殊的美国社会现象所纠缠,即艺术家缺少能力去记录和反映快速变化着的社会。美国的这种现象是与不同寻常的加速度有关系的。一切事情好象都在以比过去高十倍的速度在美国变化着。这状况绐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当然,自从十八世纪小说问世以来,批评家们谈论某种形式即将死亡就已周期性地成了一种时尚。T·S埃利奥特(编者注:T·S艾略特)在1923年的一篇文章中宣称,小说已随着福楼拜和詹姆斯结束了。大约在相同的时间,西班牙的批评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在《小说评论》中系统地提出了一个有特殊影响的争论。奧尔特加认为:在工业化社会里,艺术越来越非人性化,进而他宣称小说已濒临死亡。因为它已和曾哺育它成长的中产阶级这条根切断了联系。奥尔特加把小说的材料源泉比作矿石之矿,认为小说家可运用的结构和技巧日益枯竭。尽管当代批评家小路易斯•鲁宾激烈反对小说频临死亡的说法,但他们仍带讽刺性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小说是十九世纪的现象,它的生命眹系着传统阶级结构的崩溃。现在,阶级结构永久地流动着,……已经没有小说存在的位置。”

大约从五十年代中期起,埃利奥特(编者注:T·S艾略特)和奥尔特加的争论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有影响的现代评论家承认了。有些人认为“小说死亡了”这种说法实属夸张,但不管怎样却承认现实主义小说和语言的潜力巳消耗殆尽。在一本书名为《等待末曰》(1964年〉的富有挑衅性的论文集里,莱斯利·菲徳勒宣布,如果小说是死亡了,那么两个根本的原因是:“第一,支撑作家们的艺术信心丧失了;第二,满足读者需要的艺术虚构正在被另一些更好的东西所代替。”

1967年,约翰•巴思写的一篇题为《枯竭的文学》一文,阐述了菲德勒所说的那种作家们缺乏信心的观象。巴思颇有说服力地争辩说,有意义的不是小说是否死亡,而是为什么这么多作家感到它好象是已经死亡:

文学形式当然有着它各种各样的历史和历史的偶然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小说时代出现的情形很可能象古典悲剧时代、大歌剧时代或十四行诗时代曾出现过的情形一样。在这一点上,可能除了个别人,完全没有惊慌的理由。处理这种感觉的一个方法,可能是写一部描述它的小说。小说是否是历史地终结了或继续存在,对我都无关紧要;但如果有足够多的作家和批评家感到了文学的这种不祥的预兆,那么,他们的感觉就变成了一个值得考虑的文化事实,如同感到西方文明或世界束曰正在迅速到来一样。

过去,读者的需要一般是用小说来满足的。按照这个逻辑,菲德勒指出,今天的电影和电视以“消息”或“地方生活画面”取代了小说的认识作用。马歇尔·麦克卢汉在一系列有预见性的丛书里,用更强调的语言加强了这个观点。在《格登伯格星系》(1962年)(古登堡星系)和《理解手段》(1964年)(编者注:理解媒介)中,麦克卢汉推断说,历来习惯于和被局限于通过视觉从印刷媒介获得信息的西方人,已将他的“知觉天平”从眼睛转到了耳朵。按麦克卢汉的观点,现在的西方人已被电视和电影的调子统一起来,并且不知不觉地将来会形成一个新的世界范围的单位——“全球村”。尽管麦克卢汉的推测没有建立在经验主义的研究基础上,但他的结论却给某些人的观点提供了新的依据。这些人认为传统的小说读者现已将注意力转向别处。更有甚者,麦克卢汉的理论暗喑地挫伤了小说象对自身和他的写作手法的艺术信心。

美国小说家因小说写作上的压力而发出的哀怨的呼声,近年来逐渐被文学批评家和社会历史学家认可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写作显示出一股清晰的倾向,即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声望和重要性在不断地增长,这也使作家们把热情从小说中转移出来在一篇颇有影响的评论中,莱昂内尔•特里林对社会学家大卫•里斯曼写的《孤独的群众》一书赞扬说,此书极具文学性,并且认为以往由小说来担负的检验道德和风俗的任务现在已由社会科学更好地担负起来。同样,《评论》杂志的主编诺曼·波德霍雷茨早在1958年就评论说,五十年代最有趣的作品不是小说,而是一些坦白式和自传式的文章,可以经常在杂志封面文章上发现。波德霍雷茨挑选出艾萨克•罗森菲尔德和詹姆斯·鲍德温这样一些作家,称赞他们的作品象“东拉西扯的散文”。他预测说,杂志文章在美国将变成压倒一切的艺术形式。那些为了名望和美元而必须与电子媒介竞争的小说家,将对小说创作的长期构思和酝酿过程变得越来越不耐烦。波德霍雷茨说,他们需要另外进行选择,而能使他们成功和即刻成名的是新闻杂志文章。

近些年来,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兴起和显赫,必然伴随着某些批评家的猛烈抨击。1965年,在一篇题为《谁正在扼杀小说?》的文章里,罗伯特•布鲁斯坦指责波德霍雷茨这样一些批评家正在通过给年轻的作家制造越来越多的困难来加速小说的衰落,而这些年轻人本来是可以通过发表他们的力作来振兴小说的。更糟的是,对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偏爱影响了公众对小说欣赏的胃口。布鲁斯坦总结说,同波德霍雷茨一样,亚胡斯有意鼓吹“文章即艺术”,将导致一个市侩主义的庸俗时代。

在对日益增长的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声誉褒与贬之时,如果平心静气地思索一下,人们会发现六十年代中期小说显然并没有死亡。大量写得很好的小说可以为证。然而,不管是从读者需要或是从选择媒介的重要性上来看,对小说家提出的要求都是切实存在和较为紧迫的。至少社会现实主义的某些陈规旧律和语言技巧对美国现实的基本不同特点不适应了。这一点是清楚的。

在最近的十几年里,非虚构文学作品不断增长的声望哪怕是从最草率的杂志评论里也可以看出。事实上,直到四十年代,杂志内容的比例还是:1/3的非虚构文学作品,2/3的小说。然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这个比例几乎已经颠倒过来。同样,细心浏览一下最近十年里的畅销书目,你会发现有许多畅销书是回忆录、忏悔录、自传和由心理学家以及医生写的大暈的科普书。甚至当代的诗歌也显示出向自传和自白式主题发展的倾向。尽管这些倾向并没有预示小说的死亡,但是非虚构文学作品数量的不断增长,反映出它面临的公众舆论和社会问题的新情况。

早先曾被小说家们共同承认的某些观念确实象在衰落。例如,今天小说家的写作已没多少人愿意去反映生活的本质了。众所周知的和权威万能的写作技巧在近来的小说里也不灵了。这或许暗示着人们已不愿意去承认技巧的神圣性。在新近的小说里发现的矛盾冲突,实际上使批评家们难以对它的价值和技巧进行评论。但是马库斯•克莱茵的《二次战后美国小说》的导言还是指出了新近小说里的一些相反的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小说曾经是虚无主义的,存在主义的,悲观主义的和心理分析的。它退出社会所关注的事情,它是激进的又是保守的。在形式上,它是松散的传奇体裁,好象又回到了混沌初开的神话时代。它在技巧上达到了相当精巧的地步,然而,这种技巧实际上是颓废主义的。它对自身的发展纯粹是反省的和试探性的。小说巳经死去了。

战后小说缺乏明确的方向,这反映了各种写作方法正处在一个转变和试验的时期。某些传统现实主义的常规手法已经衰落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即刻就要退出历史舞台。更确切地说, 我们已进入了一个广泛的文学试验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各种各样的文学写作形式并肩共存着。

六十年代社会变化的激素和二次世界大战后占统治地位的某些小说形式的祜竭,给作家们创造了新的机会。一个最有趣的表现是杂交形式的产生。它混合了小说的技巧和新闻报道的细致观察。甚至,这些非虚构文学作品比过去二十年里的小说更成功地反映了国家的混乱和美国生活的大变动趋势。重要的是,小说家们放弃了下功夫去虚构情节和人物,转而直接面对社会现实。各祌各样的小说化的社会历史著作被人们赋于各种名称:“高级新闻学”、“新新闻报道”、“事实的文学”等等。然而,不管我们怎样称呼它们,这些叙事性的报告文学形式利用了非虚构文学作品不断增长着的声誉。它们反映了一个新趋势——倾向于纪实的形式,倾向个个人的坦白,倾向于调查和暴露公共问题。也许最重要的是,最好的作品已經不仅仅由新闻记者来写了,而是由小说家来写。他们暂时放弃了小说面去找索摆在我们面前的社会问题和道德困境。

这个仍然在演变着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形式,正象它的倡导者所声称的那样,并没有代替小说的功能,但巳经变成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杜鲁门·卡波特把他的《在冷血中》称作“非虚构小说”。在此书他讲述了堪萨斯州一个农民家庭里所发生的复杂的凶杀事件。诺曼·梅勒在六十年代写了一系列的书。在这些书中,他把记者的细致观察和小说家的道德眼光糅合到一起。也许是对卡波特巨大成功的反应,梅勒给他的《夜晚的军队》一书加了副标题“如同小说的历史和如同历史的小说”。两位作家毫无疑地都想把小说的威望加到非虛构文学作品上去。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想强调一点,即非虚构文学作品是有能力具有小说的道德严肃性的。

除了小说家卡波特和梅勒之外,记者汤姆•沃尔夫、吉米•布雷斯林、琼•迪迪恩、盖伊•泰勒斯和亨特·汤普森也开始背叛传统的“客观报道”的标准,转而用小说的技巧来进行写作实验。这些人所写的作品统统被标上“新新闻报道(或译成“新新闻写作”——译者)的标签,因为他们在报道中带入了记者个人的看法和道常仅仅在小说里才能发现的道德观点。这些作者们联合起来发明了一种新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体裁它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小说和非虛构文学作品不同,因为它在各个方面把这两种形式的诸多素综合起来。

事实上,六十年代期间,一些传统地认为自己小说家的作家已经转向了用纪实的方法来写作,并把这种方法作为小说的一种变体。尽管我将在后边几章里进行仔细分析的那几部作品严格地说来不是“小说”,但是它们混淆了—般在“小说”和“非虚构文学作品”之间划出的至关重要的界限。《在冷血中》和《夜晚的军队》可能是所有这一系列书中最好的例子。它们以特殊的方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比六十年代的小说更甚,新新闻报道和非虚构小说更多地发挥了小说的功用,它们清晰地反映出我们时代的伦理困境,传播了这些年里人们关心的主要事情。

除了《在冷血中》和《夜晚的军队》之外,某些新近出版的书也混淆了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在《桑切斯的孩子》(1961)和《拉维达》(1966〉里分别生动地描写了墨西哥和波多黎各穷苦贫民的悲惨生活。刘易斯的纪实著作读起来更象小说而不象社会科学著作。他把采访对象讲述的他们自己的生动故事录下音来,然后翻译过来,用小说的手法将它们写出来。于是自然而然地加强了它们的戏剧性。当他发觉自己是在有意识地与文学进行竞争时,刘易斯坚持说“他的材料没有在任何地方添枝加叶,他正在创造一个完整的新文学领域”。如此高超地暴露社会的纪实作品,充分表明了特里林的论断:“小说现在必须与以敏锐的描写手法写成的社会科学著作进行竞争。”

当白人知识分子向大批不了解下情的中产阶级反映“贫困的文化”时,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极端经历就直接出现在坦率的自白里和个人的小品文里以及被蒙上一层薄纱的自传体小说里。在《一个土生子札记》(1957)和《下一次火》(1963)中,詹姆斯•鲍德温鲜明生动地记录了美国黑人严酷的现实。马尔科姆·爱克斯极有影响的《自传》(1965)是一部坦白的遗言,叙述了他从穷困悲惨和街头犯罪的境地,一歩步爬上政治和宗教领导地位的真实经历。克劳德•布朗恩的«希望乐土上的男孩》(1965)和皮里•托马斯的《走过这些破烂的街道》(1967)分别以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的眼光描写了哈莱姆贫民区的街道生活。在《冰冷的灵魂》(1968)中,从加利福尼亚监狱的高墙背后,传来了黑人潘瑟•埃尔德里奇“我是”的极度痛苦的惨叫。这些自内式的和自传体的作品,使白人读者对过去忽视了的美国少数民族的困境引起了关注。不带小说的想象力,这些报告探索了这一时期被大多数小说忽视了的题材和态度。

种族恐怖和暴力的题材,在我们的文学里潜伏了整整一个世纪之后,又通过六十年代的一些重要书籍深深地印入我们头脑里。像卡波特和梅勒一样,小说家约翰·赫西暂时地放弃了小说,而把底特律市的群众暴乱情况写在一篇纪实报道《阿尔及尔汽车旅馆事故》(1968)里。赫西对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相互猜疑以及警察暴行的描写,辉煌地运用了大量的由约翰•多斯•帕索斯在他的美国三部曲中首创的技巧。为了反映社会上不断增长的对少数民族境遇的关心,威廉·斯蒂伦写了《纳特•特纳的自白》(1967)这部极有影响又有争议的作品,表现了黑人压抑着的力量和梦想。

文学批评家们也写了一些有关六十年代后期的社会问题和时事的个人性报道。莱斯利•菲德勒在《被捕》(1969)中记录了围绕着他的药品案件一系列糟乱的事情。约翰•奥尔徳里奇在有争议的《在青年的国家里》(1970)中,估计由激进青年带来的社会变化。苏珊·桑塔格的《河内之行》(1968)和她的部分的《激进思想的风格》(1970)给我们提供了越南的内部见闻和对逐渐増长着的青年人的激进主义的分析。同小说家和新闻记者一样,批评家门也通过文章来各抒己见,这表明了他们个人对这十年间的重大道德问题的关心和介入。

沃纳•伯索夫在1970年写了一篇文章,将《夜晚的军队》和《马尔科姆•爱克斯自传》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它们仅仅是一系列最近出版的书中最出色的两部。这些书把作者们拋出来,充当了我们时代道德见证人的角色。伯索夫认为,它们的重要性不是反映了小说的衰败,而是表明了一个新的倾向——趋向于对道德状况的评判:

最近,这方面有相当大一批书需要我们引起注意。好象带着一种特殊的兴趣,那些非记者职业的文学界男士和女士们纷纷投身于这种写作,似乎是为了满足某些新的或复苏了的严肃的职业检验。于是,我们发现了一个老学究式的人物——罗特伯•潘恩•汉伦。他写了一本有关种族隔离和种族意识的采访集。这本书可以被认为如同他以前曾给我们显示出的那样适合沃伦讲故事的才能。那些显示出某些特殊的胆量和雄心的小说和诗歌,有可能采取公开陈述的形式,或朝此方向发展。

带着同样的心情,艾尔弗雷德·卡津在一篇论述六十年代写作的概括性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的书评栏里)中总结说:“我们周围的世界发生的事太多了”,用传统的分离法和通常的艺术渗透法来处理这些事件有点应接不暇。卡津观察到,不管在这十年里出版了多少优秀的小说,但主流是非虚构文学作品日益增长着的力量和重要性。这些非虚构文学作品是以一种被他称为“事实的想象”的形式写作的。卡津指出,从小说向非虚构文学作品转变的程度,是与作家对以自己的能力去写出象他的前辈那样“伟大的小说”缺乏信心有关:

如果此刻所有关于美国写作和文学方面的事情都是清楚的,那么可能弗拉基米尔•内伯克夫[3]——一个在各方面都特硃的人——是个例外。……许多天才的美国小说家今天没有一个人表示出他相信自己能创怍出杰作来。或许只有不迷信杰作才能创作出杰作。……无论如何,现在来谈论杰作,即意味着某人不仅全然具有创造性的力量而且具有未自时代的某和神圣的天赋……我不能把六十年代里许多成功的有影响的小说作品与过去的相信自己是个天才这种观念联系起来。

然而,有意义的是,非虛构小说给小说家们提供了“一件伪装,并使小说家们在撤出小说阵地之后仍能继续保持他们对小说的兴趣”。诺曼•梅勒的《夜晚的军队》这类书之所以有魅力,最因为它们既可使作家“对当代事件发表自己即刻的见解”,又可使作家同时保持着忠实的读者身份。

在纪实文学、目击者报告和价值评判等形式上所激起的热情,给小说家们面临的两个困境至少提供了试验性的解救方法:(1)如何发现一种比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更适合美国现实变动性质的形式;(2)如何获得读者和控制读者。小说家和评论家可以写自己在社会里的责任和行动,这实际上使自己许书中成为主人公。更重要的是,那些使社会势力和公众事件戏剧化了的故事,可以描写比单个主角的活动所表现的更广阔的社会活动。传统的小说一般都与个人的命运联系着,但是六十年代许多重大事件是集体的经历,如大众的政治反抗,城市的暴乱,越南战争等等。卡津在《生活的光明之书》中推测说,由于这个原因,非虚构小说在六十年代里兴盛起来:

非虚构小说(以及纪实戏剧、电影,艺术著作)出现的理由是因为它再现了不能被艺术家们所想象出来的事实。社会悲剧的发生就是我们个人悲剧的发生,因为我们可以体验到别人的痛苦和死亡的滋味。在越南战场,成千上万的人在死亡,杀戮连着杀戳,这对人类的想象力来说简直是一场不可思议的暴行。对此,我们只是“知道所有的一切”,但不能立刻做出解释。

一般说来,一部小说要想成功,作者必须理解社会的“现实”,然后创造出一个与真实世界相似的、合乎情理的虛构世界。但在六十年代期间,每当“现实”与“幻想”之间的区別变得模糊起来,小说家们便经常不能或不愿去运用这种方法。作家们甚至拒绝采用通常现实主义小说所有的那种全能的叙述技巧,因为这意味着作者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相反,作家们实际上在说:“这是我看到的,这是我做的和这是我感到的。我的书包含的仅仅是我根据自己的经历写出來的感想和观察。”如果现实和“事实”变得令人捉摸不定,非虚构小说的作家就选择一种坦白式的调子,以萨特的话来说,这种做法就是对事件世界的卷入。

那些他们的作品被分类为“事实文学”、“非虚构小说”或“新新闻报道”的作者们,并没有在任何真正的意义上形成一个流派或运动。而且,尽管我提及的作家们在风格和题材上有所不同,但他们的著作确实反映了大家所共有的某些东西和技巧,它们是当代美国生活动乱的直接产物。标志着非虚构小说和它的作者的五个主要因素是:

1.暂时从小说转移方向的小说家们,创造了纪实作品形式和各式各样的公开陈述形式。在这些作品里,作家是以一个我们时代道徳困境的目击者的角色出现的。

2.非虚构小说的作者拒绝去创造虚构的人物和情节,而是将自己变为作品中的主角,常常象—个当代地狱之行的导游。

3.作为一种故事形式,非虚构小说综合了小说、自白自传和新闻报道的各种特点。这个完美的故事形式的融合,引起了评论上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小说?小说和非虛构文学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一些作品在什么情况下是文学,在什么时候它仅仅是新闻报道?

4. “世界末日”的感觉和灾祸即将來临的心境渗透在这些著作中。作家经常感觉自己象是最后一个人,因为人在这个大众社会里越来越非人性化,文化面临着无政府状态的威胁,文学看起来也行将过时,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忧虑。

5. 非虚构小说至少对现实主义小说家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尝试性的解决方法。它已被证明,在一个剧烈社会激变时代里,它对美国激烈变化着的现实是一种适宜的叙述形式。

当然,这些特点并不一定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每个我将在后面章节里进行详细讨论的作者,然而,总起来说,这些共同的要素确实反映了当代美国写作的主要模式。

最好的非虚构小说显示出一些辨别是非的审美能力,这种能力在所有的时代对持续不断的人类困境来说,都起到一种向导的作用。如同任何时期最好的文学,这些作品最终都具有人的性质和人类解决面临的困难的力量。沃纳•伯索夫相信,象《夜晚的军队》和《马尔科姆•爱克斯的自传》这样的书,沿袭了美国文学的主要传统:

把它们称做“第一流的作品”,并不仅仅是鼓呔者们的吹捧。我对这两本书心悦诚服。实际上,它们确实在连续的美国写作的主要历史中占中心位置。它们象我们在上个四分之一世纪里所有过的任何曾強有力地发展过和持续过的作品一样,是由富有想象力的主题构成的作品,是由被故事的富有想象力的概念组织和深化起来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在最后不仅仅告诉人们一些基本的内部事实,而且还具有理想主义的力量和转变着的权威性,这些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主题。如果不是这种特点的作品,那么我们所说的优秀文学又是指什么样的作品呢?

如果我现在还喋喋不休地谈论全社会性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以及它的流行和重要而闭口不谈小说,那么,我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强调它。当然,也有一些重要的和构思精巧的小说出现在六十年代。许多这类小说反映的主题与那些用非虚构小说手法处理的作品反映的相同。索尔•贝娄、伯纳德•马拉默德、菲力普•罗思、威廉•斯蒂伦和约翰•厄普代克这些战后少数的最优秀的小说家都写了新的小说,展示了一个扩大了的世界。之后,一伙新的作家在六十年代也得到了声誉。乔伊斯•卡罗尔•奧茨的《人间乐园》(1967),《华贵的人》(1968)和《他们》(1969)写了许多非虚构小说关心的事情,并且在评论上受到明确的赞许。琼•迪迪恩作为一个新潮流记者的声望是由《蹒跚走向伯利恒》(1967)建立起来的。他于1970年写了一本名叫《落井下石》的作品,描绘了一幅绝望时刻的一位好莱坞女演员美丽而瘦削的肖像。但是,一些五十年代最流行的作家却成了变动性的当代生活的受害者。例如,J•D•塞林格在1963年之后停止了小说写作,退隐到新英格兰的森林里去。拉尔夫•埃利森和约瑟夫•赫勒没有再创作后续小说,实现了《无影的人》或《笫22条军规》的诺言。

或许在上个十年的小说中,更重要的趋向已经在形形色色的虚构形式中试验过了,其结果表明现实主义小说这种方式不够令人满意。一伙新作家以不同的方式响应这个十年的社会压力,创造出模糊而神秘的超现实主义作品,主要是由黑色幽默和荒诞艺术的意识主宰着。许多这类作品是远古的幻想、寓言、传奇、讽喻和神话等故事形式的复活。威廉•巴勒斯在《贫乏的午餐》(1959)和《新表达》(1964)中创作了当代经历奇特的幻想作品。托马斯•派乔恩的《V》(1963)和《罗得49的哭喊》(1966)也表现了时间和空间的颠倒以及原因和结果的混乱,其目的是为了反映我们经历的荒诞性。这类讽刺作家和黑色幽默作家如唐纳德•巴塞尔梅和小库尔特•沃纳加特也十分令人感兴趣,特别是在年轻的读者里。约翰•霍克斯的《椴树柔枝》(1961)和《第二层皮》(1964)、约翰•巴思的《洒鬼•雪茄•动机》(I960)和《贾尔斯色鬼》(1966)都显露出一种相似的运动——脱离现象主义,趋向神话和虛幻。

当代文学批评家伊海伯·哈桑评论道:“联系着这些作家的,是他们著作里显示出的在这个转变的时期使小说再生的期望:这些小说家没有形成一种流派,也没有提出某些与‘小说的死亡’有关的拙抽象的假设。不管怎样,他们都是坚决地去再造小说——去寻找语言和故事更本质的东西——以更适合美国文化和意识里发生的巨大变化。”在《荒废的土地那边》中,雷蒙德•奥尔德曼认为这些新作家的想象力和技巧形成了一种反作用,在抵抗着可能发生的社会现实生义的过时和衰竭。对比之下,白娄、马拉默德、罗思和斯塔伦的小说仍然致力于大量地描写重要的中间阶级的主人公的挣扎。他们正在一个有局限性的环境中陷入困境并变得衰弱。在《彻底的清白》一文中,哈森解释说,战后小说这种典型的主人公自身内部正在发生退缩性的变化。在各种生活经历面前,他们不是变成社会的破坏因素——叛逆者,就是变成牺牲品。尽管这些观点极大地减少了最近小说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奥尔德曼还是正确的。他总结道:“那些在六十年代里出了名的新作家,看来可能要做出与他们的先辈不同的事情。因为虽然新种类的小说还没有明确的形式出现,但霍克斯、巴思和派乔恩的著怍反映了传统的故事形式在新的各种综合体里的复活。这些综合体偏爱现实主义的某些常规手法。”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黑色幽默作家和讽刺作家们的小说是在对非虚构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直接进行反面的研究。奧尔徳受认为确实如此,因为“当我们在可识別的事实中失去信心时,小说里什么是现实的标准必然要发生动摇。如果现实已变成了超现实,小说必须怎样写才是现实主义的”?象《椴树的柔枝》或派乔恩的《V》这类作品与当代小活的荒诞性确实有着一定的联系,但它并不是当代生活的直接反映和模仿。在《故事的性质》里,斯科尔斯和凯洛格界定了两个对立的故事模式——“经验模式”和“虚构模式”小说就是从这两个模式中历史地发展起来的。这个两部分的体系将允许我们了解非虚构小说与小说新方向的关系。象斯科尔斯和凯洛格所界定的那样,经验的故事包括历史、传记、纪实文学和新闻报道。它的任务是摹写或现实主义地再现经验。相比之下,虚构模式包括传奇,罗曼史、史诗、寓言、讽喻和神话。它效忠于一个想象的世界,远离经验的世界,不受日常生活偶然发生的事情限制。

在他后来的著作《虚构者们》一书中,斯科尔斯视巴思的《贾尔斯色鬼》和霍克斯的《椴树的柔枝》为非常古老的故事艺术虛构模式的现代变体。斯科尔斯把这些创造出一个想象的语言世界的形式称为“杜撰体”。这些“杜撰体”作品的特点是时间和空间的颠倒、因果关系的逆转。它们让读者的现实主义期望破灭。按照斯科尔斯的话说,由于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正在中断,所以,以虚幻、神话和寓言等形式出现的虚构性小说很可能成为未来美国写作的方向。

根据凯洛格和斯科尔斯在《故事的性质》中提出的两部分体系来分析,非虚构小说属于经验模式的范畴。然而,英国批评家大卫•洛奇在《十字路口的小说家》中评论道,斯科尔斯所说的“杜撰体”作品将主宰小说未来的预言仅仅说出了事情的一个方面。以《在冷血中》和《夜晚的军队》为例,洛奇争沦说,当代作品的发展不是趋向虚构模式就是趋向经验模式,但朝这两个方向的运动是同时进行的:

斯科尔斯先生也许是正确的。他认为小说在今天比它在过去总是激烈动荡不稳的历史中更接近分裂。但是,在《虚构者们》中,他对小说方向的论断却是片面的。因为,在他看来,经验模式和虚构模式的综合不值得再维持下去。他建议说,故事将需要在虚构模式上作进一步的开拓。为此他得出了一个个人的和或多少绝对化的预言。“不管怎样,逻辑告诉我们,向相反方向——倾向于经验的叙事,抛弃虚构的小说——的运动同样是可能的。”事实上,这就是我们发现了的正在发生的事情。

如果洛奇的活是正确的,那么,小说分离成经验的和虚构的模式是一个历史综合的转折,这个历史的综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历史、自传和编年史,二是小说最早发源其中的讽喻、寓言和神话。如果我们想用一种非常粗略的方式描述出各种故事的模式在一个连续体中的位置,可以用图表示如下:

沿着这个连续体从左移到右,经验的直接表达将是历史或者或者是纯粹经验的故事。在右侧相反的一端是虚幻或纯粹想象的世界。在这两端之间横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极力表现世界“正如它是”,并且紧密地和历史结合在一起。浪漫主义表现一个“好象它可能是”或“好象它将是”的世界。不过,根据图表来看,从来就没有过纯粹的故事类型,因为大多数的故事是各种因素的混合体。然而有可能这样说,小说的主要传统是在中间一带,在包含着观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区域里。洛奇的理论认为,只有少数的当代著作将在中间区域发现,变化的方向是趋于两端。象《椴树的柔枝》或《V》一类的著作倾向于幻想,而《在冷血中》和《夜晚的军队》则倾向于历史。

小说分离成虛构的和经验的模式并不必然地预示着形式的死亡,但它确实反映出文学艺术与经验的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转变。在现在的文学转变时期,现实主义的小说衰落了,这是很清楚的事情,因为它不能将我们经验的巨大变动的意识表达出来。小说家们对现实主义的不满导致他们在语言和故事形式方而进行试验。尽管虚构主义可能是小说家们应付眼前困境的一条出路,但到了六十年代末,象非虚构小说这样的纪实文学已成为重要的选择形式。

 

本文选自约翰·霍洛维尔著作

《非虚构小说的写作》第一章节